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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评论
谭震林东路抗战纪实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hnzr 发布时间:2020-9-10 阅读:52次 【字体:

谨以此文纪念谭震林1940年奉命赴苏南东路发展新“江抗”,开辟“沙家浜”抗日根据地80周年。

一、奉命赴东路,走一路抓一路学习

1940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严冬紧接春寒。灰暗的浓云密布大江南北上空,沉甸甸地压在广大抗日军民的心头。

这时候,谭震林任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政委),指挥部队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鉴于当时江南的战局,南方局与新四军军部正式决定,调谭震林“加强东路工作”,并于3月23日将此决定电告中共江苏省委:“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负责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谭震林回忆说,他当天就安排好即将临产的妻子葛慧敏,在军部项英那里接受指示,吃过晚饭,就整装从泾县云岭出发了。

行程艰辛又颇具传奇色彩。谭震林化名“林俊”。途中建立了临时党支部,谭震林自任党小组长,并在出发前召开党小组会。会上作为纪律规定:路上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哪怕发生万一,也不能讲出谭震林的真实姓名。随行的有廖海涛、俞炳辉、白书章,也都用了化名。他们打扮成国民党三战区军人,身持事先精心制作的写有“到冷欣那个地方去检查工作”的“介绍信”(通行证)。林俊的身份是“上校衔”的“三战区参谋主任”,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是“侍从副官”,俨然“国军”要员,从南陵过青弋江,芜湖经宣(城)、郎(溪)、广(德),穿越敌、伪、顽封锁线,从郎溪到达新四军城楼桥兵站(第六兵站),前往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他走一路,抓一路学习。重点是结合东路的形势和任务,学习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以及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每到一地投宿,他都不顾劳累,组织大家联系实际,边学边进行讨论。担任途中临时支部书记的白书章回顾说:“一路上每晚出题目学习讨论,从皖南到茅山,走了十八天,学习了十六次。每次大家都敞开发言,他都作总结发言,对我们教育很大,感到责任重大。”

陈毅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热情地接待并召开干部会欢迎谭震林等一行到来。正在江南指挥部巡视工作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了形势报告,鼓舞大家前往苏南东路打开局面。在水西村稍事盘桓,调整了随往东路的人员,便来到丹(阳)、句(容)、溧(阳)三县交界的战略要点延陵附近一个叫庄湖的村子。这是个四面环水、芦苇丛生的偏僻之处。谭震林风尘仆仆、谈笑风生地向隐蔽在这里开会的丹南中心县委的同志宣讲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高度赞扬陈毅、粟裕率部挺进苏南,及时地挥师北上,发展苏北,是完全正确的;他此番奉命赴东路则是要去加强东路抗战的领导。

这时,随同谭震林东进的团营干部,还有张开荆、刘飞(刘松青,一名刘青)、戴克林、吴世孟,也都取了化名,脱去军衣,改成中式长裤、外罩长衫的商人打扮。谭震林则是雪白衫衣,毛料西裤,哔叽长衫,还加了顶毡呢礼帽(俗称“铜盆帽”),并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李明”的名字打了“良民证”,完全是一副“大老板”气派,带领大家由水路到常州中转。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等一行7人到常州后分住可靠的交通点及“关系户”家里。谭震林即以“大客商”身份,住进萃昌豆行,并出了高价,打通关系,从日军机关填发通行证的人手里办理了“豆行老板”的“通行证”。“谭老板”之名就是自此开始的。他们乘火车到了苏州,在阊门外靠码头的东来旅馆过宿。翌日,坐船在常熟南门外的董浜靠岸,暂入地下党员陈关林、陈二妹夫妇开办的“涵芳阁茶馆”歇脚。1982年5月,谭震林重访常熟,还记忆犹新地说:“1940年我来东路,一来就到董浜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当年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她是京剧《沙家浜》“阿庆嫂”的原型之一。

二、我们要说:“江抗”“民抗”是共产党领导的!

时值江南暮春。苍茫的暮色中,依稀可见四周田野里点缀着金黄的油菜花。谭震林入乡问俗,关切这儿的一庄一户,热爱这儿的一草一木。他深知此次来东路,肩负着党的重托,历史的重任。从战略全局来说,如同江渭清概括,“苏南抗日根据地,西起宁(南京)芜(芜湖),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麓,包括苏南全部,浙江杭州以北和皖南东部一角。幅员广阔,人口稠密。仅苏南25个县市,面积达2.49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华中开辟的八个战略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创建的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而地处长江三角洲,位于京(南京)沪(上海)铁路东段的东路地区,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东接早已沦陷于敌手的上海,中为汪伪的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战略地位尤为重要。

党中央非常关心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1939年5月,陈毅命叶飞率新四军六团东进,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授予番号的梅光迪、何克希组建并指挥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师(简称“江抗”)。短短数月内,“江抗”部队穿越京沪线,经无锡,抵常熟,攻打浒墅关,激战青浦,奔袭虹桥机场。按照谭震林当时的描述,“已使沉默的上海近郊,变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敌伪震惊,匪顽胆颤。东路人民额手称庆,迎接解民于倒悬的“王者之师”“仁义之师”,大大提高了新四军在江南的声威。但是,为着华中抗战的全局,叶飞不得不于当年9月奉命率“江抗”主力,西撤扬中,与管文蔚会合,整训部队,开赴苏北抗日战场。这就使东路地区形成了“真空”。曾经燃起抗日烈火的阳澄湖基地,仅有夏光、刘飞、黄烽等少数“江抗”领导骨干,因病治疗,未随西撤。就像《你是游击兵团》的著名歌曲所唱:“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十九年的严冬,三十六个伤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为人民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的田园。……”

当谭震林一身“大老板”装束来到“江抗”东唐市办事处时,受到了何克希、吴仲超、夏光、杨浩庐、张英、王承业、李建模、任天石等部队和地方党的负责人迎接。谭震林与大家会面后,就在部队护送下,连夜乘船,擦过白茆塘敌人的据点,悄悄地进入了徐市附近的新“江抗”“民抗”活动的中心地带的农村。他在常熟“民抗”司令部所在的一个农家的“天井”里,向大家详细询问“江抗”西撤以来的军情、政情、民情,听取苏常太地区敌我斗争情况的汇报,尖锐地指出: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肃清反动势力。他激昂地挥起拳头,大声疾呼:“我们要说‘江抗’‘民抗’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要把共产党的名字公开出去……”

针对“江抗”西撤以后东路的斗争形势,谭震林遵照党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指示精神,联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深入浅出地阐明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谆谆告诫任天石等领导人:“斗争要积极向外发展,孤守一地,终究会被消灭。”并且以自己在闽南打游击和皖南反“扫荡”的斗争体会,循循善诱地启迪大家:“中途畏缩就是死路,坚决斗争才能生存。”使同志们增强了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低潮中争取发展,困难中开拓局面的信心和力量。谭震林还深入部队,了解新“江抗”“民抗”干部、战士的斗争、生活、思想,提出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经过几天紧张的调查研究,4月23日,谭震林在常熟徐市北港庙附近陈家角江家宅基,主持召开了苏南东路抗日斗争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徐市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宣布成立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同时建立“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对外仍简称新“江抗”),谭震林以林俊的化名,任司令兼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何克希化名王耑,任副司令;吴仲超化名吴铿,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开荆任参谋长。会议确定了整编地方部队,对原新“江抗”“民抗”所属武装,进行了初步组编。讨论并通过了动员东路军民,放手发展抗日力量,建立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文件《中共江苏省京沪线东路特别委员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

三、巧施神妙战术,开展水网游击战

为了打开东路抗战的新局面,谭震林考虑,首先必须取得军事上压倒敌人的气概,狠狠打击来犯之敌,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

这时,常熟守敌采取“分路配合游巡示威,扰乱乡村”的战术,窥探我兵力部署。徐市会议第三天,即4月25日发生的“北港庙战斗”,就是谭震林来东路以后,直接与日军交锋的第一仗。当天上午九时许,我步哨发现北新闸据点之敌出动。敌分四路纵队,约七八十人,日、伪军各占一半,正沿支塘公路向我扑来。谭震林当机立断,决定阻击,并命戴克林组织驻守会场外的部队,负责指挥战斗。夏光递上了一架望远镜,何克希送上了一支快慢机,戴克林急步冲出会场,飞身爬上屋顶,监视敌人行动。眼见来犯的日、伪军相距仅有200余米,他即命部队将一挺捷克式机枪架上屋顶,伺敌进入射程内,举起快慢机一梭子弹打出,机枪跟着张开火口,向日、伪军瞄准密集扫射。其他战士的步枪也响了起来。敌人遭此突然阻击,被打得晕头转向,顿即有四五个日军被击毙。其余日、伪军纷纷趴倒在地,边打边退,蹿入北港庙内,抢占该庙楼头之有利地势,架起几挺机枪,封锁开阔地带,掷弹筒也如连珠般打来,战斗极为激烈。正相持之间,我增援部队赶到,同志们飞身发起进攻,前后夹击,敌阵开始动摇。

战斗持续到傍晚。由于我尚缺乏进行歼灭战的条件,谭震林及时下达了主动撤出战斗的命令。日、伪军被打懵了头,过了好一阵,才拖着二三十名死伤士兵,仓皇逃回据点。在撤离战斗后,干部、战士想不通,认为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为什么不再打下去?谭震林在总结战斗时,对大家说:“打游击,不能像赌徒一样,赌红了眼,不顾一切地赌下去,拼消耗;我们本钱小,不能蛮干!”他的这些话很通俗,却把游击战不拼消耗、速战速决的基本战术原则揭示出来了,使大家深受教育。

北港庙战斗是“江抗”西撤以后在我中心地区打的第一仗。就其性质来说,是遭遇战,但我不是被动应战,而是主动阻击。虽然初试锋芒,却打出了军威,对久盼主力回来的东路军民鼓舞很大。为着主动地避开敌人的报复性“扫荡”,同时也为了给西进做准备,徐市会议之后,谭震林决定亲率第一支队,挺进锡东地区。5月25日,部队移驻于无锡安镇南七八里的新塘西村。是日午后,50余日军分别从安镇、梅村两据点出动,进行武装侦察,与我遭遇,发生激战。支队长戴克林一边组织部队,沉着迎击敌人,一边迅速掩护谭震林和指挥部其他领导人转移,在锡东地区绕了一圈,返回常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后,谭震林亲自帮助指战员总结战斗,分析和研究敌我双方的优点、弱点,包括“西进缺点”,以战斗实例,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游击战争的战术教育。

为着在江南水网地区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谭震林在整训新“江抗”部队的同时,于5月份抽调地方打游击的骨干和上海来的青年工人、学生,以皖南军部带来的教导队学员为基础,组成了100多人的教导队,跟随司令部行动。

教导队开学的当天,谭震林身穿整洁合体的灰布军装,腰间皮带上配着左轮手枪,英姿焕发地向全体教职学员作形势报告。然后,他言传身带,部署和组织教导队进行游击战争的实战。6月3日拂晓,教导队在支塘据点附近的站董(栈浜)宿营,司令部则驻于靠教导队后面的一个村子里。梅李、支塘、白茆、常熟之敌,分五路、约500余人出动“扫荡”。周围徐市、沈家市等重镇均被敌占领;支塘之敌向我教导队营地前进,我处于敌四面包抄之中,战斗一触即发,情况异常严重。谭震林镇定地叮嘱大家“要发挥游击战争的特点,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迅速选择敌人的弱点,组织突围”。最后,他带领护卫他的两班老战士登上从白茆塘摇来的一只农船,胜利突围,安全抵达预定的何家市附近村庄。当晚,为了迷惑敌人,充分施展游击战的神妙战术,谭震林亲率司令部直属队和教导队转移,开始由东向西,往无锡梅村方向前进;然后再向后转,走了一个晚上,6月4日拂晓,又回到了离前天战斗过的地方仅三里左右的一个村子里宿营。这时,接到侦察员报告:原先从梅李、支塘、白茆、常熟等据点里出动的日、伪军,还在分路向我宿营地周围村子搜索前进,寻找我军目标哩!谭震林不由哈哈大笑,脱口作了首打油诗:

听说你来报,敌人又来到;

你们准备好,把它消灭掉!

谭震林此次亲率直属队和教导队进行“站董战斗”,开了东路水网地区打游击的先声。随后,谭震林仍由白茆塘摇来的农船接至安全地带。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掩护下,他带着警卫班与电台,把指挥部设在农船上,穿插于梅花桩般林立着敌人据点的水网之间,指挥战斗。回顾在水网地区打游击的战斗,谭震林深情地说:“东路群众确实好,想了许多办法来保护我们,在水网地区内河里,筑了许多暗坝。我们乘坐的农船吃水浅,畅行无阻;敌人的汽艇遇上暗坝就搁浅,无法开进来。我在船上流动,感到很安全。我一直想念着那位给我摇船的农民同志!”他还说,后来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在苏北江(都)高(邮)宝(应)水网地区用筑暗坝来对付日军的汽艇,就是由此得到启发的。江渭清讲到在谭震林领导下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那个年代,更是感奋不已,称赞“‘谭老板’将井冈山斗争的成功经验,运用得炉火纯青,且时有发展”。

四、东出昆嘉太,西入澄锡虞

6月初,谭震林部署何克希、夏光、陈挺率二支队,由常熟开进太仓。在地方党与群众的协同配合下,破坏敌人通讯设施,摧毁伪组织。几天之内,太仓所有电线、电杆、电话,尽被拆毁。日军惊慌不已,匪伪惶惶不可终日。群众欢呼:“‘江抗’又打回来了!”6月5日,茜经、浮桥、太仓、沙溪之敌,分数路向二支队进攻。二支队指战员在何克希、夏光、陈挺的指挥下,英勇地分头击敌,以神速的游击战术,进行了东路著名的太仓“一日三战”,然后安全班师,返回常熟。这次行动,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新“江抗”东路的战斗影响,实际上也是新组编的“江抗”部队经过整训以后,对东出苏常太所作的一次军事侦察。

6月中旬,谭震林分工何克希率二支队正式向西挺进,武装开辟澄锡虞。当时,早已接受国民党顽固派委任的“江苏省保安三纵队”头目马乐鸣、赵北,拼凑有三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号称千余人枪,是东路地区势力最大的反共顽固派。谭震林分析了敌情,顺应着民心,对于此次西进的军事行动,巧妙地采取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军优势,首先歼击其中最反动、民愤最大之一部,即赵北三支队。行军中放出空气:“我们这次军事行动,只打三支队,不打一、二支队!”对于战地抓到的俘虏,首先盘问:“你是哪个支队的?”如果对方回答是一、二支队,立即放掉。这就起了麻痹马乐鸣、孤立赵北的作用。

根据谭震林的部署,当天凌晨一时,我军越过大义桥,行至东罗坝附近之东庄(亦称须东庄)。拂晓前,我侦察报告,赵北所部三支队驻于这一地带。于是,何克希迅速投入战斗,首先打赵北的三支队,既瓦解了敌人,又击中了要害,为全歼赵、马二部顽军,打开了缺口。特别应当指出,谭震林此时决定由何克希率二支队西入澄锡虞,这是与远在水西村江南指挥部的陈毅东西配合,全面打开苏南抗战局面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同时,他部署张开荆率一支队与无锡“独立支队”会合,进行了东路抗战史上著名的“港下战斗”,打死打伤顽军200余人,俘数十人,缴获重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港下战斗之后,我一、二支队会合兵力,采取“敲糖战术”,在七八天内,对赵北残部又进行了几次歼击。最后,终于彻底肃清了这股顽敌,扫除了西入澄锡虞的巨大障碍。

五、壮大新“江抗”,成为“东路抗战的灯塔”

谭震林作为“统一党军领导”的苏南东路地区领导者、武装斗争军事指挥者之外,提挈全局的头等大事是教育全党同志,加强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建设。继颁行东路抗战《十大纲领》之后,他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强调应在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包括西起南京,东至海边的苏南地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的精神,指出:抓好东路地区的政权建设,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扩军,求得部队“人、枪、款之解决”,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军队的影响,增强党与军队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坚持苏南敌后抗战的关键。

根据谭震林指示和东路军政会决定,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8月4日,宣告以任天石为主席的苏南东路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正式成立。为了保证安全,成立会随船移动。谭震林参加会议,并作《目前国际政治形势和自卫会的意义与任务》的重要报告。谭震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苏区领导人之一,有着丰富的建政经验和长期的领导实践。他不仅在理论上对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党、政权与群众的关系,做了深刻的论述,而且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出发,结合东路地区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苏区红色政权的建政经验,具体帮助、深入指导地方党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如何建立游击根据地和建立自己的政权”。

由于苏州是日、伪在其统治腹地推行“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的“实验区”,从城市到农村集镇,“匪盗多、妓女多、吸毒多、赌摊多、提鸟笼的白相人多”,匪霸猖獗,关卡林立,社会污浊,民不聊生。谭震林明确提出,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要为人民着想,领导他们打击反动势力,切实地为他们谋福利。

苏州县人民抗日自卫会成立以后,首先公布了《保障人民暂行简约》,针对日、伪策动“武装强迫收租”,“拿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打我们中国,达到‘以华制华’”的阴谋,发布了《为收租事告全体民众书》;加强民运工作,深入新开辟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乡人民抗日自卫会,开展抵制敌伪强迫交租纳税的“秋收斗争”,实行合理负担、“二五”减租。整个苏(州)常(熟)太(仓)及无锡、江阴、沙洲等县的广大农村和集镇,成为抗日游击区,呈现出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抗日政权,热爱自己子弟兵,踊跃参军支前,缴纳规定赋税的兴旺景象,带来了苏南东路抗日斗争史上所说的“鼎盛黄金时期”。

据统计,“江抗”部队发展壮大至3000余人。1940年11月初,新“江抗”在江阴华市一个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军人大会,谭震林称之为“江抗”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合。他主持大会,振臂高呼:“到太湖去!到淀山湖去!到浙东去!”大会宣布新“江抗”成立三个纵队。以一、五支队为一纵队,司令夏光、政委刘飞(青),活动于苏常太地区;二、六支队为二纵队,司令陈挺、政治处主任张鏖,随指挥部活动于江阴、无锡一带;三、四支队为三纵队,司令朱长清、政委温玉成,活动于锡北京沪沿线。从此,东路斗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用谭震林当时回答《大众报》记者的话来讲,就是要“向东、向南、向着大上海——我们斗争的目标,向着太湖、淀山湖前进!”接着,在常熟东唐市举行“庆祝‘江抗’东路司令部成立一周年大会”。

谭震林发表了题为《东路一年》的讲话,热情赞扬叶飞率部挺进东路的战斗历程,高度评价东路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重建新“江抗”的奋斗精神,指出: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战胜困难,克服危机,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的新“江抗”,已经成为“东路抗战的灯塔”,燃起了由“三十六个伤病员”点亮的广为传颂的“沙家浜”抗日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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