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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评论
毛泽东大胆提出这个想法,最终形成中国“军魂”建树的开端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hnzr 发布时间:2020-3-25 阅读:35次 【字体:

1927年秋,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从战场上撤下来。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组织不健全,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加之作战失利,部队减员严重。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率领军队从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

9月29日,起义军翻越大山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坳——永新县三湾村。次日,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允许不愿留下的官兵离队,自愿留下革命的缩编为1个团;在各级建立共产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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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组织建到连上去

秋收起义失败后,敌军围追堵截,军中疟疾流行,缺医少药,许多战士对革命丧失了信心,部队中逃跑成风。

据开国中将赖毅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面对这种局面,住在村民家中的毛泽东感到,有必要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主动找人聊天,交换意见。找得最多的是第一团连指导员何挺颖。

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没有一个逃兵。短短两天中,毛泽东三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军的看法。何挺颖认为:“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锐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要从军队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中党的组织太少,党员人数也不多,这样就抓不住士兵,抓不住部队。要把党组织建到每一个连队。”

何挺颖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这些天他心中一直酝酿着一个想法:把党组织建到连上去。

之后,毛泽东又与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干部交流了意见。当他了解到,北伐军只在团一级建立了党组织,营、连一级并没有建立党组织时,更加坚定了要打造一支新型革命军队的决心。

通过一天多的思考,毛泽东厘清了部队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建制零乱,人员成分复杂,革命动机不纯;没有富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内部不民主,一些军官带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对士兵经常打骂,士兵缺乏基本权利,官兵不平等。

于是,毛泽东作出决定,要对队伍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编。

杂货铺里的前委扩大会议

9月29日,部队来到三湾村,毛泽东在协盛和杂货铺住下。第二天,他在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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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旧居协盛和杂货铺

会上,毛泽东谈到三项意见:第一,缩小编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为一个团,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同级党组织的书记由党代表担任,拥有与军事长官同等的权力,负责党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第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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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永新三湾村

会议结束后,新任团长陈浩向战士们介绍毛泽东出来讲话。

当时还是小战士的谭政回忆:“人丛中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来,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腿上却打上一双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以和蔼的态度、含笑的脸色,走到部队前面,顿时大家笑容可掬地鼓起掌来。”

毛泽东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路费……”

讲完话后,毛泽东让人搬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堆大洋。一上午,只有几十人选择离队,大多数人还是心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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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枫树坪

罗荣桓:三湾改编,是我军的新生

1928年6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时,中共湖南省委派人给毛泽东和朱德带来两封信,催红军攻打湘南。朱德、陈毅只得率军出击,结果29团全部损失,28团也摇摇欲坠。此时,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露出叛变迹象。

部队攻打郴州时,袁崇全按兵不动。开会时,第一营党代表熊寿祺根据战士的反映,提出袁崇全有叛变嫌疑。袁崇全气得当场就要拔枪打死熊寿祺,幸亏朱德等人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惨剧。熊寿祺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营里的同志们反映的,不是我个人讲的。”

其实,陈毅也早发现袁崇全不对劲。他曾主张将袁枪毙,但宅心仁厚的朱德没有同意。后来,袁崇全主动向朱德表示了悔意,朱德仍派他率领先遣队。谁知道出发不久,袁崇全就派人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从此走上了叛徒的道路。

其实,袁崇全一直在寻找机会把自己手下的6个连拉走,去投靠赣南独立七师刘士毅。二营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和四连连长粟裕等人发现,队伍走的方向不对。天黑宿营后,一些连、排干部也纷纷向何笃才提出这个疑问,何笃才等人决定当面质问袁崇全。正在以打麻将为名跟同伙商量叛变细节的袁崇全,面对质疑显得十分紧张,但他还是以团部有通知为名掩饰过去了。

回来的路上,何笃才等人发现所有路口都被营部换了岗哨。直觉告诉他们,袁崇全可能就要在当晚行动。于是,何笃才、粟裕等人连夜将袁崇全不能完全掌握的4个连,悄悄带回军部。

28团团长王尔琢跟袁崇全既是同学又是老乡,平时关系很好。当得知袁崇全带着两个连的队伍逃跑了之后,王尔琢痛心疾首,坚持要亲自把他追回来。跟他一同去的人说,一进村,王尔琢便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袁崇全听出是他的声音,拿着枪走出屋。王尔琢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王尔琢牺牲的时候年仅25岁。

28团是从南昌起义走过来的主力团,如果被袁崇全带走四个步兵连、团部机炮连和迫击炮连,那损失可就大了,但袁崇全最后只将放哨的一个排骗走了。

正是因为有“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基层士兵才在最危急时刻选择了站在党一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支部建在连队上,基层就有了核心。各连通过组建党支部,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在部队里迅速扎根。后来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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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改编纪念馆

三湾改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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