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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名人
黄克诚大将的身教故事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hnzr 发布时间:2019-6-21 阅读:32次 【字体: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大都克勤克俭,甘守清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固守军人的职业操守。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他们就是这样的好老师。他们的政治素养、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对后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黄克诚大将

“节约标兵”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举行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担任3师师长兼政委。

苏北地区由于受日伪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黄克诚带领官兵厉行节俭之风,靠发扬勇敢战斗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支撑苏北抗日大局。

1942年秋,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驻在板湖孙西舍的3师师部也开荒种菜,黄克诚与官兵一样打起赤脚下田劳动。那段时间,战士们时常会看到全师上下十分敬重的老师长背着粪筐拾粪积肥。

1943年初,3师供给部在赶制夏季服装时,出现了棉布不足的问题。黄克诚提议,改革制服样式,3师的军服上衣去掉翻领和两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军帽减掉翻沿,官兵不发绑腿布。这样积少成多,整个3师部队一下节约服装布料万余米。

新四军战士的军帽,沿用了国民党陆军军帽的式样。这种军帽,在后脑勺处有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实际上,这种帽箍平时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作为装饰性的线条。黄克诚早就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要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于是,在黄克诚建议下,军部军服厂立即把军帽的双层箍改成单层箍,为部队节省了成千上万尺布。

1943年底,当3师师部开展评选“节约标兵”活动时,师部上下不约而同地推选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为“节约标兵”。

两条家规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率领一批干部从天津南下湖南。此行,他是奉毛泽东的命令赴任湖南省委书记。跟着他的还有夫人唐棣华和1岁的小儿子黄晴。途经武汉时,黄克诚又去其岳母家接上了两个孩子——6岁的大女儿黄楠和5岁的大儿子黄煦。这一对儿女,是黄克诚1945年从苏北进军东北时寄放在岳母家里的。

那一刻,一向觉得为革命舍小家是理所当然、把小家的聚散看得平常的黄克诚也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好了,解放了,一家五口终于可以团聚,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一到湖南,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棣华,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子女、对周围的人都会产生影响。从今天起我们家要定两条规矩:一、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二、不准向公家伸手要照顾。”

唐棣华立即表示坚决赞成。她明白,这样的规矩其实早在她嫁给黄克诚的时候就定下了。那时候条件艰苦感受不到,但自从进了天津,她就自觉地远离他作为天津首任市委书记的权力。她既是黄克诚的妻子、家属,也是他的部属、同志,无论多么严格的家规,她都会遵守。

黄克诚曾对子女严格规定:“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多年来,子女们一直自觉遵守这一家规。

有一次,黄克诚老家的侄子、侄女带着孩子们到北京看望他,受到热情接待,并乘班车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亲人们最后想游览的是八达岭,而八达岭没有班车,挤公共汽车也不方便。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是否动用一下小车?黄克诚果断地回答:“不行,可以坐火车,车费由我负担。”

当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无论大小城市,谁结婚了,都是一长溜小车子。黄克诚的小儿子要结婚了,是否可以用一下小车呢?面对工作人员的请求,黄克诚严肃地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小儿子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来,全家人与工作人员一起吃顿饭,就算把一桩喜事办完了。这就是黄克诚的小儿子结婚时用单车接新娘的故事。

黄克诚的司机王秀全后来回忆说:“我给黄老开车已10年,只一次自作主张送他的掌上明珠——当时唯一的小孙子上学,却碰了壁。那天清晨,天下着大雨,院内外水流遍地。雷鸣电闪之中,我看到黄老的孙子黄健撑着雨伞,卷起裤腿去上学,心里不忍,便自作主张要送小孩一趟,却被他奶奶拦住了:‘不能破了这个家规。’她边说边撑伞,把孙子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黄克诚的“拒绝”

1977年,黄克诚从山西回到北京,担任军委顾问。组织上考虑到他眼睛不好,上下楼不方便,便安排他住到南池子的一处平房小院里。房子是1949年建的,面积还可以,就是太旧了。管理人员申请了一笔维修房子的经费,准备将房子好好翻修一下。黄克诚一脸严肃地说:“不行,不行!不要大修,简单一些,哪里透风漏雨,就修哪里。我不设什么‘将军府’!”工作人员拗不过他,只好按他的意见办。后来因为从房顶上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床边,差点伤着正在休息的黄克诚,他这才同意翻修一下。但一听说这次翻修要用几万元钱,他又不同意了,只允许哪里坏了哪里修一下,只要下雨、化雪不漏水就行了。

后勤管理部得知黄克诚既不愿换房住,又不同意彻底整修,便准备将临街的墙和门楼加高一些。黄克诚听说要花一两万元,又拒绝了:“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门就是用来出出进进的,要装那么好那么高干吗?像这种装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管理部门只好将准备好的材料退回去。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烧煤取暖,热量不足。就是年轻人冬天坐在屋里还冻得直跺脚,更何况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后勤部门打算对暖气进行改装,换成由热力管道供暖,需要花3万元。大家知道黄克诚不会同意,便想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更换管道。可是管道地面刚挖开一半,黄克诚就回来了。他了解情况后死活不同意改造,并用拐杖猛戳地面说:“三万元钱?!你们怎么能因为我这么大手大脚?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把钱用到更紧要的地方去!我这里能烧煤取暖已经不错了,赶快停工!”

直到黄克诚去世,他所住的房子也未大修。

1986年,黄克诚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不必为我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为例,要求医生不要对他进行抢救。

301医院南楼临床部的医务人员沈友竹、吴卫平,在《忆黄克诚在病房的最后岁月》一文中深情地回忆:

对黄老的饮食起居及治疗用药、护理,我们都是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但是我们在履行职责中,却常常“遇到阻力”,原因是黄老对自己的疾病很不在乎。他老人家非常羡慕那种“猝死”,他认为那样第一自己可以少受罪,第二可以为国家节约医药费用。他常对我们说:“都80多岁的人了,又双目失明,不能为党工作了,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按全国男子平均寿命算,我已经是多占了,够本了。”在黄老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我们,从未听到他抱怨什么。

不论是战争年代因为敢进忠言而降职,还是从1959年开始的众所周知的被贬和下冤狱,他老人家从不提起。听到的只是多年未为党工作而产生的遗憾。在病房常听到他对前来探望的老部下说:共产党人对名誉、地位、待遇要淡薄。他深情地说:“我今天受到党组织如此的待遇,心里很不安。”

黄老经常对我们部领导说:“我的病情你们是了解的,想根治是没有可能了。希望你们不要给我再用贵重药品了,将贵重药品用在别的病人身上吧!”

1986年12月28日,84岁的黄克诚大将那颗历尽磨难、饱受创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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