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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评论
毛泽东忆母:她是个仁慈的人,慷慨厚道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hnzr 发布时间:2019-5-13 阅读:141次 【字体: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湘乡县人。外祖父文芝仪,是个诚实勤劳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温厚贤惠,他们共生育了3子3女,最小的女儿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文七妹就成了她的正式姓名。文家与韶山冲相距20多里地,文七妹的祖父去世后,安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每年的清明、冬至,文家都要例行前去扫墓,来往很不方便,文家有意在韶山冲结一门亲戚。经人说合,文七妹18岁时与毛顺生成亲。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生有两子,都一一夭折。

1893年12月26日,文七妹生下毛泽东,分外高兴,可又整日担惊受怕,生怕这个儿子也离她而去,便时常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文家对毛泽东也尤为关注,外祖母贺氏在毛泽东稍大时,还将他接到家中抚养。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文家度过,他与文家的表兄们关系融洽,情同手足。

文家诸表兄中,毛泽东与十六哥文运昌最是相投。文运昌长毛泽东9岁,在毛泽东辍学务农时,正是他劝说表弟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毛泽东本已同意父亲的安排,要去湘潭县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文运昌知道姑父固执,又动员自己的父亲、伯父以及姨表兄弟王季范等前去游说。据毛泽东回忆,一门心思发家致富的父亲,在得到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的许诺后,才同意了。

文运昌早已读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并推荐给表弟毛泽东。正是这两本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他后来说:“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毛泽东对表兄们的手足情谊,一直铭记在心,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延安给文运昌去了一封长信,信中将文家称为“我十分敬爱的外家”。

没几年,文七妹又生了泽民和泽覃。文七妹还生了两个女儿,但都不幸早夭,她便收养了一个干女儿毛泽建。按照中国的家庭伦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七妹是一位标准的贤内助,从早晨鸡鸣到晚上掌灯时都在操持家务。在韶山冲,没有人不夸奖她聪明贤惠,做事有条理。

受母亲的影响,少年毛泽东曾经也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15岁那年,母亲病倒在床,他每日早起必定向神灵菩萨跪拜祈福,还徒步去南岳衡山求神拜佛。正如李锐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中写道:“那还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十五岁时去南岳‘朝拜香’,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没有虔诚的信仰这是做不到的。”支撑毛泽东“虔诚的信仰”的不是别的什么,是对母亲的至孝至诚的赤子之心。

但少年毛泽东也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都说烧香拜佛可得神佛保佑,可是,父亲并不信这一套,他不也无病无灾,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吗?看着神龛前供着香茶和供果,他纳闷起来,如果真有神灵,这些供品怎么纹丝不动?想着想着,他竟情不自禁地端起神龛前的供茶,朝神像和神位泼去。母亲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毛泽东说:母亲“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

文七妹虔诚信佛,来自她的菩萨般的善良心肠。毛泽东是这样称赞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自小就乐于助人。韶山冲的毛乾吉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讲述道:

“有一年夏荒时节,我和弟、嫂清早来到上屋场讨米。当时毛泽东正在坪里劳动——糊泥巴粪墙。他见到我们衣衫破烂,便问我为什么讨米。我说家里穷,劳力少,没有饭吃。毛泽东叫我到阶基上坐一坐。这时,毛泽东准备吃早饭,堂屋里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一见这饭菜,就馋得口水直吞,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闻声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脸。我嫂嫂解释说我是肚子饿了。他便朝屋里招呼母亲立即端来一碗饭,送给我,又夹了一些菜。我接过香喷喷的白米饭,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便狼吞虎咽起来,忽然想起弟弟也没有吃早饭,便把一半饭分给他吃。毛泽东见这点饭还不够我们吃,又叫母亲端来一碗饭,直到我们吃饱离开上屋场,他才回到堂屋里吃饭。

和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在毛顺生父子之间发生冲突时,文七妹多是站在儿子一边,并尽量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毛泽东说:“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他还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毛泽东将母亲的保护看得“异常宝贵、值得珍爱”,“认为自己有一个坚强、富于爱心,给人以自信心的母亲”。

就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都会回家看望,无暇抽身也要家书频传,给父母捎去平安祝福。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肖之升的信中说:“话别之后,滞于雨,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此时,毛泽东虽人在长沙,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好在第二天,雨歇天晴,他立即动身回韶山,在家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两位兄长文玉瑞、文玉钦将妹妹接回娘家。毛泽东知道母亲的病情后,立即动身赶回韶山,可因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又急匆匆地赶回长沙。在得知母亲被七舅、八舅接回家的消息时,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给两位舅舅写信说:“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

在安排好母亲的事情后,毛泽东于8月15日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踏上去北京的路程。此时,母亲已由毛泽民接至长沙就医治疗。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两位舅舅,信中说:“家母久窝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娥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毛泽东是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在母亲身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以尽人子之责。母亲难得来长沙,而且泽民、泽潭均在长沙,于是,他们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与母亲留下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病并不见有什么起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泽民又将母亲接回韶山调养。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韶山,享年53岁。母亲病逝时,毛泽东并不在身旁,当他带着弟弟泽覃赶回家时,母亲已入棺二日。毛泽东在晚年曾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深情地谈起自己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毛泽东带着弟弟、妹妹为母亲守灵,并就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祭母文》,追述母亲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毛泽东还为母亲题写了两副挽联,一副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另一副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他还给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就是这后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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