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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评论
习仲勋与“十大政策”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hnzr 发布时间:2017-12-1 阅读:21次 【字体:

摘  要: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除面临粉碎国民党反共“围剿”的军事重任之外,还面临如何发展根据地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习仲勋作为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积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习仲勋  十大政策  研究


    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南梁的荔园堡隆重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在执政期间,为了推动陕甘边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并从实际出发,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提出并实施了科学完整的“十大政策”, 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肃反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习仲勋的目光如此深邃,能够提出如此周密完整的政策,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当完备的,非常合乎陕甘边实际的。


    一、土地政策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广大农民千百年来最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民问题则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就成为了革命的基本问题。早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习仲勋等领导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主债权的土地革命斗争。


    1、土地政策的制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依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的宗旨,制定了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其主要内容有: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仍分土地;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1)


    2、土地政策的实施


    为了使这些政策得到充分贯彻和执行,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直接领导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各县及所辖区也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若干人,各乡、村都有1名土地委员。土地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分配政策、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和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土地分配斗争一般以区为单位进行,村与村之间相互调剂。各村分配土地的工作步骤一般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党的土地政策;查实本村土地状况;由干部做群众思想工作,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打倒土豪,分配其财产和土地。土地革命运动一步步走向深入,已由过去单纯的打土豪、分浮财转入到着手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在土地革命斗争中,领导始终站在前列,习仲勋等边区政府领导都亲自深入苏区各地调查,征求群众意见,及时纠正分地中的偏差,指导土地改革工作顺利进行。习仲勋曾亲自带领庆阳游击队,抓获了紫坊畔拓儿掌一个姓胡的恶霸地主,没收银元1000多块、粮食500余石、羊2000余只、牛100头,除给政府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配给了贫苦农民。由于根据地比较巩固,政策合理,加之边区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指导,各级干部得力,群众发动工作深入扎实,所以在根据地很快形成了土地革命斗争高潮。


    3、实施土地政策的意义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需求,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壮大红军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地群众基础。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农户,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2)这就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一项暖民心的政策。


    二、财经粮食政策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之时,面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边区经济十分脆弱。习仲勋意识到,根据地建设搞不好,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会有覆灭的危险,我们的军队要发展,是没有任何“救世主”所依赖的,因此,搞好苏区经济建设尤为重要。(3)


    1、财经粮食政策的制定


    习仲勋依照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的精神,根据予民生息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成立牧场,养猪放羊;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的大事,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 “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2、财经粮食政策的实施


    当时苏区的农业生产困难较多,突出的问题就是劳力、籽种不足和缺乏耕牛。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一面开展互助合作劳动,一面红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深入敌占区搞到大量的籽种和牲畜分给农户,解决了敌人对苏区经济封锁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困难。习仲勋指示: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边区政府在各地都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上市的粮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


    苏维埃政府还在荔园堡设立集市,确定农历每月见一日为集日,广招各处商贩前来贸易,互通有无。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看交易情况,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深受群众欢迎。


    为活跃集市贸易,苏维埃政府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和保护的政策,不向商人收税,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优惠让利政策,白区商人通过往来,也开始倾向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送货物,贸易日见兴隆,经济相当活跃。针对南梁地区货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边区政府发行了用布制作的“苏币” (群众称为苏票或油布币),并设苏币、银元兑换处,白区来的小商贩所得苏币可在此兑换银元,保障了苏币信誉。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陕甘边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3、实施财经粮食政策的意义


    习仲勋实施的财经粮食政策,使根据地最终克服经济困难,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现了“丰衣足食”,活跃了边区经济,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闭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设立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4)从此可以看出,根据地的商业贸易已经快速的繁荣起来了。


    三、军事政策


    1、军事政策的制定


    加强军队建设,是推动革命发展的动力。习仲勋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壮大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政策,内容包括: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地编到红军队伍;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严明军纪;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奖励游击队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兴办军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大刀、地雷、手榴弹等武器。(5)


    2、军事政策的实施及意义


    这些军事政策和法令实行后,收到了显著效果,根据地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新的提高,红四十二师的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扩充到3000多人,赤卫军也发展到5000多人,为党在陕甘边的局部执政提供了可靠地军事保障。(6)红军兵强马壮,向敌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势,克敌制胜,捷报频传。先后拔除了环县曲子新城、庆北五蛟堡和刘坪堡敌据点,闪击敌方重镇长武县城,进攻陕北延安、安塞等。同时,为了加强干部教育,陕甘边根据地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针对干部文化程度、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专门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制度,成立了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使干部教育有了制度和组织保障,培养了大批比较合格的红军和党政干部。


    四、民团政策


    陕甘边苏区民团武装的构成和政治面貌是比较复杂的。民国时期陕甘边的民团,多数由国民政府提倡,地主、豪绅出组资建。名义上是保家为民,维护治安,防御盗匪,实际上是地主武装的民间反革命团体(也有一小部分由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民团);在组织的运用和作战效率上,有时甚至胜过正规军,但它却不纳入军阀和中央军的编制;民团人数多的百余人,少的数十人,且多数由豪绅把持;武器主要是土枪、鸟枪、刀、矛等,大的民团亦有到外地购买长短枪作为装备。民团领导人政治态度各不相同,其中绝大多数民团政治倾向是支持反动当局的,他们力图压制群众革命活动,进而维护其剥削阶级的利益;团丁主要对象是各村壮丁,也有受苦、受压迫的老百姓,其中也不乏一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无赖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 他们除少数人视需要轮住民团团部外,平时无事,在家劳动,有事则鸣号集合。 所以,虽然都是民团,但政治上和自身成分上比较复杂。


    1、民团政策的制定


    面对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习仲勋对民团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总方针,具体采取了以下几种策略: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7)   


    2、民团政策的实施


    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如国民党彬县永乐镇民团团长王富贵,带领暴动队伍来到陕北红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就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富贵任连长;(8)民团团长沙秉彦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聚集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经边区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3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9)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


    3、实施民团政策的意义


    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地方民团采取了既有原则性而又灵活务实的统战策略,极大的削弱了民团对革命事业的阻力,对保存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以后丰富统战理论,开展统战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五、对土匪政策


    陕甘边地区的土匪武装主要有四类:一类是失去土地、失去生存条件的农民;第二类是溃兵败将;第三类是哥老会成员;第四类是个性强悍的江湖人员。


    1、对土匪政策的制定


    当时革命武装面临的形式十分严重,如不注意运用和掌握停战策略,随时还有失败甚至覆没的危险,习仲勋综合对土匪武装类型的分析,对土匪武装采取了分化利用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彻底消灭,如不能改造的先可以为我所用。习仲勋根据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逐渐完善对土匪的统战策略,具体策略主要有:(10)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如无法争取,也采取彻底消灭;此外的一些土匪,采取一切办法来争取和改造。(11)


    2、对土匪政策的执行


    土匪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使之成为各种势力收编的对象。不同于军阀利用职位、金钱收买其首领进而予以收编的手段,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采取深入土匪内部进行革命思想宣传进而对其进行整编的方式。争取和改编黄龙山的郭宝珊部队是中共在陕甘边土匪武装中统战工作最为成功的一例。郭宝珊出身贫苦,早年为生活所迫,投靠土匪梁占奎,游击队抓获他人都不予伤害,教育后放回,郭也不伤害游击队,有时还掩护游击队伤病员。1934年夏,国党十七路军杨子恒威逼利诱梁占奎、贾德功服从收编时,郭宝珊率领所部120余人脱离梁占奎开往苏区,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直属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改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郭宝珊部都在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后勤供应上保持独立状态。(12)  


    3、制定土匪政策的意义


    边区政府对土匪武装通过这一系列积极、灵活、稳妥的策略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变被动为主动,使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


    六、各种社会政策


    在南梁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前,陕甘边地区基层社会大多由各种会道门控制。当时的“哥老会”组织,其实多数是由一些无业游民、各行道的一些“能成人”、土豪劣绅、破产阶级和个别一些老百姓都得罪不起的地痞流氓等人员组成。同时,由于发展落后、文化低下, 陕甘边根据地原来还存在许多迷信、愚昧的旧风俗旧习惯。如买卖婚姻、抽大烟、赌博、缠足等,这些陋习由于延续年代久远,破除起来十分困难。


    1、各种社会政策的制定


    习仲勋对陕甘边地区的哥老会采取了争取的政策。苏区哥老会人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红军有过不少帮助,与红军有长期的交往,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去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各类会道门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传不耍赌、不吸烟,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13)   


    2、社会政策的实施


    对于哥老会,首先,根据地政府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承认其组织的地位,这样更能发挥哥老会革命进步的一面,为苏区政府对他们的统战和相互合作打下了基础;其次,在生活上积极帮助哥老会,苏维埃政府给大部分哥老会弟兄分得了土地、牲畜等,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再次,争取哥老会,和哥老会建立统战关系,边区政府积极帮助改造哥老会,和哥老会龙头大爷交朋友,宣传党对哥老会的政策,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他们很多人为红军买子弹、掩护伤员、传递情报,做了大量有益革命的工作。


    对于社会陋习,根据地政府采取了禁劝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制定法规,禁止买卖婚姻等社会陋习;另一方面开展“六劝”活动,通过展示不良习俗带来的恶果,来劝导人们破除迷信、戒毒、戒鸦片、不搞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等,同时,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和红军官兵带头示范,与迷信作斗争,以此来破除陈规陋习。


    3、制定社会政策的意义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一系列社会政策壮大了革命队伍力量,使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和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景象,使根据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新社会。


    七、肃反政策


    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保卫根据地,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严肃的政治斗争。


    1、肃反政策的制定


    在肃反工作中,习仲勋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如苏区内敌人的坐探)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予以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绝不偷杀犯人。(14)   


    2、肃反政策的实施及意义


    习仲勋领导的南梁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正确的肃反方针,充分利用肃反委员会的权威,对于各种反革命分子,均依据事实,区分轻重关系予以镇压、处罚和感化,以此分化和瓦解敌特队伍。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肃反方针,坚决抵制了“左”倾路线的干扰,陕甘边区的肃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纯洁了革命队伍,增强了边区党政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八、知识分子政策


    在艰苦残酷的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文化建设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由于对知识分子的误解,不少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情绪,造成知识分子奇缺,教育人才缺乏。


    1、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

    习仲勋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15)实行了种种尊重、爱护和培养知识分子的举措。


    2、知识分子政策的实施


    根据地党和政府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且分配适当的工作,培养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积极的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最终都成了本单位的技术骨干;对于优秀的知识分子,积极吸收他们加入党组织。这些举措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全力发挥其专业才干,为边区建设服务起了重要的作用。张景文是一名从繁华都市西安来边区的女知识青年,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作用,分配她搞宣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并派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后来还担任了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3、实施知识分子政策的意义


    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并在工作和斗争中注意培养,团结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使边区党政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对根据地的工业、科学、医疗、财经、文教等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把习仲勋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这种荒谬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16)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


    1、对白军俘虏政策的制定


    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白军俘虏采取了教育、争取、改造使用、不随便杀掉的策略。(17) 

  

    2、对白军俘虏政策的实施及意义


    习仲勋制定的白军俘虏政策,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却大大消除了白军俘虏的顾虑。对白军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的以外,其他的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对其着重施以政治教育,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争取改造使用他们,红二十六军的排长、连长很多都是从白军中来的。并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当初在土地改革中,就给白军士兵分配了土地,暂留作公用。这样,就从思想上瓦解了敌军,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感召敌军官兵投奔我军,壮大了边区的革命力量。


    十、文化教育政策


    陕甘边根据地由于长期贫困和落后, 农民基本是文盲。这种状况, 在农民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时有着直观的、颇具趣味的反映。处在白色包围中的陕甘边根据地, 遍布各地的农民成为特别重要的了解敌情的来源。“农民中识字的人极少, 能够写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写信的, 大体上都是错别字, 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 要花很大的功夫分析辨认, 拼音看形, 才能知道信的内容”;“有的人不会写字, 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 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 插上鸡毛, 也传到我们这里, 我们看后, 只知道是不好的消息, 知道是敌人来了”。(18)


    1、文化教育政策制定


    为了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主要措施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19)    


    2、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


    为了提高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习仲勋一有空就教他们识字,学文化,帮助他们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他每次召集开会,总要与会人员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他还十分关心群众教育工作,他与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深入农户,发动群众办学。经过积极努力,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咀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派贺建德和张景文同志担任了教师。当时校舍简陋,习仲勋发动师生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没有校舍,自己建;没有教材,自己编。以后,又在太白、荔园堡川口等地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同时还在一些村庄办起了群众扫盲识字班。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公开刊物《红色西北》,报刊上发表的多是红军的战报及党和政府的决议,反应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情况,中共陕甘边特委也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作为特委的机关报。


    3、实施文化教育政策的的意义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实施的文化教育政策,有效的促进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提高了根据地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边区民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作为陕甘边苏区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习仲勋为建设巩固的陕甘边根据地、迎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陕甘,呕心沥血,制定和实施了简洁明了、操作性强、便于落到实处的“十大政策”,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造出了非凡的革命业绩,巩固了边区政权,发展了根据地,有力的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很大进步,大大鼓舞了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从根本上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根据地,为西北乃至全国革命形势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注释:

    (1)《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9页。

    (2)《王生金1959年4月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26页。

    (3) 《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9页。

    (4)《蔡子伟1985年5月8日谈苏票发行与集市贸易》,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86页。

    (5)《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0页。

    (6)《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央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北京第1版,第155页。

    (7)《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9页。

    (8)李振海《国民党永乐镇民团起义过程》,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28页。

    (9)郭廷藩《争取国民党地方民团的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21页。

    (10)《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央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北京第1版,第164页。

    (11)《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0页。

    (12)《陇东党的统战工作》,中共庆阳地委党史研究室编,1995年1月出版,第8页。

    (13)《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0页。

    (14)《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1页。

    (15)《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1页。

    (16)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4版,第218页。

    (17)《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1页。

    (18)张策《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下),第917页

    (19)《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9页。

作者:甘肃省镇原县委党史办 常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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