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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修贤:“红镜头”摄影师的今天与昨天

正在摄影中的杜修贤

  作为在中南海里工作16个年头,先后为周恩来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他那些独特年代形成的独特瞬间为许许多多读者带来了无限回味和不尽思念。特别是一本插图500多幅中央高层人物照片的“红镜头”一书,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杜修贤也随之名声大震,滚烫炙手,成了《红镜头》下的“红老头”。

  “休闲”中的杜修贤

  我作为该书的文字撰稿人,眼中的杜修贤先生格外显得奇特,不仅是他镜头中的政坛风云奇特,更主要因为他个人经历以及为人禀性奇特,使得我获得了写作的细节外,同时也有了书外的感慨。

 

16岁的杜修贤当了八路军电影团的一名摄影新兵

 

杜修贤参加志愿军慰问团,凯旋归来

 

初到北京的杜修贤

  杜修贤今年81岁,属虎。尽管这位老摄影家已不再有当年在中南海里奔走如飞的颀长身材,抓拍动作也不及以前敏捷神速,但他多年形成的职业特点依然很明显。只要你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他许多和职业有关的有趣特点。比如他长期用左眼对准取景框,久而久之,年复一年,他古铜色的脸上出现了左眼大右眼小的职业布局,那只小的左眼在一有拍摄任务时便会麻利地合上,从而保证一目了然,取景准确。

  除了眼睛有大小之别,肩头还一个高一个低。这是长期背负摄影器材留给他的终身纪念。早年从事拍摄,肩头除了要背几部照相机,还要背一个沉重的闪光灯充电箱,他又喜欢独用左肩,所以现在左肩就比右肩低。只要一穿休闲装,特别是夹克什么的,保准会出现前襟一边长一边短的“休闲”风格。

  “大凡搞文化的人都不修边幅嘛!”瞧,他还挺幽默呢!其实他在假装潇洒,走形的肩头使他无法修边幅才是他的真苦衷。不过,放眼看去,杜老的肩头高低不平丝毫不影响他魁梧身材的整体美观。

  见过杜老的人大多评价他是条汉子,如果相处久了,“汉子”前就要再加一个“倔”字。杜老的性格非常倔强且耿直,他不会作假,不会说奉承话,更不会拍马屁以求自己的荣华富贵。直到现在,他依然直来直去,连接电话都不会温情地问一声——你好,而是粗声莽喉对着话筒——讲话!不了解他的人会被他这特殊的方式吓一跳。——你是杜老吗?——差不多。——您老近来好吗?——凑合。——想请您吃饭,——不必了,有事电话里说,这也是精神会餐……这条倔汉子骨子里是很幽默的,他的“徒子徒孙”们无不喜欢和他逗个乐儿。

  是汉子当然是要吸烟的。

  杜老吸烟的历史几乎和摄影历史一样漫长,水平也同样高超。他一天可以毫不喘息地吞吐50枚香烟的烟雾。以致家里每一个房间都灌满了浓郁的烟味,连墙壁上的现代国画也被烟雾熏染成了绝妙的仿古画。

  如果看他吸烟的过程就更加有趣。他吸烟的技巧堪称一绝!谁见过吸完一支烟而不弹一次烟灰的人?杜老就有这个绝技,他的指间可以夹着弯曲而不散落的1寸多长烟灰,任意地动来动去,这种省事的吸烟方法即符合他怕麻烦的性格又促使他保持长期端相机练就来的平衡功夫。当年他可以能用手端出四分之一慢速度来,如果没有过硬的平衡功底,这绝非是一件易事。曾经有一位采访他的记者不服气,也点燃一支香烟,要比高低,结果这位自认为有深厚平衡技巧的记者,吸完一支烟却掉落了3次烟灰,其中一次掉落在自己的化纤衣服上,烫出一个小洞,而杜老指间的烟灰垂而不落,坚固地沾在烟头上,直到将它弹进烟缸,烟灰才四下飞散开。

  这些都是因为长期摄影形成的职业“毛病”,还有许多和摄影无关的“毛病”在杜老身上也不少。

  杜老口讷,不健谈,眼前的事情如同过眼烟云,转眼就忘记了。但对于往事却不如烟。他记忆长河里只保留了在中南海前后那10多年的岁月,离开中南海后,他记忆闸门好象随之关闭一样,不留痕迹。有一次,他被人邀请去吃饭,饭桌上他还和客人们碰杯热烈,到散席出门,他却惊讶那么多不认识的人和他握手告别,而且他们手里还拿着印有他大名的名片!他奇怪地问人家,你们手里的名片是谁给的?——你啊!……对对,是我给的,看我这记性!杜老只好尴尬地摸摸几十年如一日的平顶头。

  今天社会在日新月异地变化,可是杜老始终无法很好“消化“如潮水涌来的新花样,他现在还不会用手机,更不懂电脑,甚至将“桑那浴”叫成桑塔纳。他有一次跑邮局买电话号码簿,抱回来的却是一本北京市邮政编码,戴上老花镜一看,气的大叫:我买的是电话号码,怎么变成了邮政编码?花了几十块,才买了本北京地区的邮政编码,全国的还不要几百块?

  特别让他费解的是,社会上怎么有假货这一说。前年,他在街头遇见几个年轻人,向他兜售皮夹克,说是便宜,100多元一件,他就买了好几件,说是给孩子们穿。孩子们一看告诉爸爸,这是人造革的,最多20元一件!什么,他还死活不相信,人家骗我老头干吗?

  人家骗得就是老头,只有老头才好骗!

  一生都在镜头中看世界的杜老,对眼下社会上种种消费行为实在不适应,也看不惯。如果有人请他吃饭,他就提两个要求,一不吃贵的东西;二不许浪费,所点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则他就退席。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生跟随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走过40多个国家,可是他的口味却是那样原始,也十分乡土,始终钟爱他陕北米脂老家的那碗“揪面片”。

  以前他在人民大会堂拍摄周恩来总理举行国宴,每等拍完周总理所有镜头后,才坐到丰盛宴席桌旁。他不动眼前的美味佳肴,而是让服务员上一碗肉丝面。后来打倒他时,这条“特殊行为”自然也成了他搞特殊化的一条罪证。
       
     一次补拍的“握手”合影

  杜老说,他这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周恩来总理!对周总理的感情也最深!

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中间站立者为杜修贤

  周恩来总理素以严肃、谨慎、一丝不苟著称,这是众所周知的。

   杜修贤跟随他10多年,不仅留下了他非凡风采的身影,也在脑海深处留下了他既慈祥又严肃的记忆。

  1960年1月1日,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正式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他整整跟随了周恩来16年,直到周恩来1976年1月去世,杜修贤为周恩来总理拍摄上万张的新闻照片,其中许多照片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照”,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永恒的瞬间。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周恩来总理居住的西花厅的情景。

  周恩来走了进来和记者们一一握手,杜修贤一见,赶紧跨到跟前为他们拍照,一连拍了好几张,最后总理走过来和他握手,刚握上手的周总理突然掉过头对别的记者说:“嗳……嗳,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有人照相?”

1960年周恩来与杜修贤一次特别的握手留念

  杜修贤忍不住笑了,“相机在我手里,别人照不成啊!”

  总理笑笑,让另外记者接过相机,为他们拍摄了一张握手的合影。直到今天,在西花厅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说到这点,都说老杜幸运,他们从来都没有和周总理单独合影过。而杜修贤一去西花厅,就有了一张合影,而且是周总理主动提议“补拍”的合影,这不能不算是杜老一种奇特的运气。

  除了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记者去的最多要算天安门了,每年领导人总是要登城楼上庆祝“十一”和“五一”。而用镜头拍摄领导人有时是很不容易的,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常常要走到城楼栏杆前,向群众挥手致意。这时,镜头就无法拍摄他们的正面像,杜修贤只好将一半身子悬到栏杆外面才能拍摄到理想的照片。有一次他刚对好焦距,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他的衣角。他直叫别拽别拽。再拽镜头就照不全了。可是身后的手却越拽越紧,他还以为是警卫的同志,扭过头正想叫唤,话到嘴边僵住了,不是别人,是周总理!“要镜头不要命了,下去怎么办?”周恩来严肃地责备他。

  杜修贤也算是个刚强的硬汉子,多少坎坷都没落过泪。这时他的眼睛潮了,周总理充满爱意的责备,他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城楼上照相,总理有多少次拽着他?他也数不清了。但是他知道,总理的手一直温暖着他的记忆,为生命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岁月。

  前不多久,老摄影师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站立在栏杆前默默不语,双手在滑滑的栏杆上抚摸良久,良久……可以想象,此时,他的思想已从上面滑过,滑向早已消逝的年代。
         
  和“3”的不解之缘

  杜修贤担任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排第一、第二是刘少奇、第三周恩来、第四朱德的排列。周恩来为3号组,杜修贤也将“3”字标在相机镜头里的左上角,底片一出来,就知道出自谁的手。

  莫不是和“3”有缘分?周恩来在国外送杜修贤一个别名——杜三。这个拾回国的名字,在中南海里竟然比他的真名叫得还响亮。如今老摄影师对这个名字更加钟爱,因为在他的记忆里,具有严谨风格的周总理也不妨经常来点出其不意的幽默,“杜三”这个名字就是总理幽默的结果。

 

1974年4月10日,周恩来在飞机上与杜修贤合影

  1963年年底,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外长陪同出访亚非欧14国,杜修贤随同拍摄采访。几内亚是最后访问的几个国家之一,到达几内亚已经是1964年的年初,北京正是冰封大地的隆冬季节。可是位于赤道的几内亚却是另一个世界,太阳对这片土地格外厚爱,一年四季都在辐射火红的阳光。白天热了一天,到了傍晚,总理提议大家散散步。杜修贤提着机子,跟着总理走出宾馆,他们在椰林大道上漫步,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感受阵阵扑面的热风……这独特的热带风光,只有在静静的傍晚才能充分地领略。

  走着走着,总理止住脚步,望望陈毅的秘书杜易,又看看正在一边抢镜头的杜修贤,说:“陈老总,你看老杜象不象非洲人?”

  “嗯?”平时总理很少开玩笑,陈老总没注意总理那幽默的眼神,一本正经回答说:“就是么!这么多天在非洲转,硬是把人都晒黑噢!”

  总理朝杜修贤招招手,“老杜你过来,过来!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几内亚的总统叫杜尔(二),你嘛叫杜三……”总理话没说完,陈老总哈哈地笑了起来“一二三,正好正好,杜氏家族,一家兄弟。”

  身边的人被总理的“一二三”和陈老总滑稽的川腔逗得直乐。

  “我有那么黑吗?”杜修贤用手摸摸脸。回国后,杜三这个名也带回了中南海,有人打电话到他家,找杜三。家人愣了,谁叫杜三啊?杜修贤指指自己,粗声莽气地自报家门,我就是杜三!

“杜三”雅号就是由这个几内亚总统杜尔开始的

  “好了就好了,不好就了了”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可是他超负荷的工作程序从西花厅一直延伸到305医院,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一碰到会见外宾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他的卫士、秘书就开始不住地从门缝往里瞧。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不结束,医护人员也着急地站在门外。这时他们就让杜修贤进去拍结束镜头,开始杜修贤不理解医护人员的意图,不敢贸然进去,怕违反规定。

  “没那么多的规矩。总理都病成啥样了,老这么坐着怎么行?进去呀,你进去呀!”大家几乎要把杜修贤推了进去。

  杜修贤这才想起总理是病人啊!他赶紧走进会见厅,举起机子对准宾主的方向,也不知是凑巧还是外宾知趣,会谈还真的结束了。

  大家在门外乐得朝杜修贤直伸大拇指,说是为总理赢得了休息时间。

  1974年12月5日,杜修贤去拍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日本池田大作。会见时间不太长。结束后,他提着摄影箱刚走到客厅的门口,身后有人叫“老杜”。杜修贤心里“嘎噔”一声,这非常熟悉的声音不用分辨也知道是谁。

  杜修贤扭过身,周总理不知什么时候从里间走出来,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他招招。

  一股滚烫的热流在胸间震荡、翻滚。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总理跟前,想扶他坐下,总理摆了一下头:“不用了。”

  杜修贤细细地端详总理,不由地心酸。总理太瘦了,苍黄的面颊上布满了老年黑斑,他微微地喘息,嘴唇因失血变得苍白而干燥,惟有那双深沉的眸子依然明亮。

  他喘定一口气,将视线缓缓地投在杜修贤的脸上,说:“我的病你知道了吧?”

  “嗯。”杜修贤闷着气应了一声,心里涌上深深的悲伤。

  杜修贤望着眼前的总理,不知说什么才能绕过这个让人害怕的话题。

  总理用略带沙哑的声调对杜修贤说:“外国朋友都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了!’”

  “总理这这……”杜修贤语无伦次,一下子找不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此时的痛苦感情。但看到总理坚强的目光,只好紧紧地抿住嘴,咽下这不适时宜的悲伤,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总理,听说中医对这个病很有办法!您试试……”
总理无声地笑了,笑得那样平静,平静得杜修贤心里直打颤。

  杜修贤明白了,总理已经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准备走向生命的尽头。可他这时连一句话,哪怕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沉寂中,杜修贤承接了总理平静而又坚强的目光,他在向跟随了10多年的摄影记者作最后的告别。

  10多年的辛酸苦辣,10多年的风风雨雨,10多年的情深意长……未尽的希望,未尽的教诲,未尽的关怀都浓缩在这寥寥数语之中。

  命运为什么对我们的总理要这样残酷?杜修贤心里悲愤地呐喊。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纷纷滴落在紫红色的地毯里。
          
  毛泽东主席最后一位摄影记者

  杜修贤来毛泽东主席身边摄影,是1970年春季的事。这之前杜修贤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专职摄影记者,虽然经常在各种中央会议和外事活动中看见毛泽东,抢拍过他许多生动的瞬间,可毛泽东在杜修贤的眼中象一圈神秘且斑斓的“光圈”,常常让杜修贤产生朦胧新奇的感觉。直到杜修贤走进他的生活空间,看见一个真实平凡的老人后,眼前这道神秘的光圈,不知不觉消失了。快门下的毛泽东变得多姿多彩,有喜有怒。所以杜修贤拍摄的,不一定都是伟岸、光辉的形象,有时也会捕捉到令人意外的瞬间。

  杜修贤到毛泽东身边照相,完全出自一个偶然的机会。70年春季和以往春季一样,是外事大忙季节,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要经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次他来到会见厅,不等其他记者到场,突然对旁边的负责人说:“老杜手快,叫他来照。”

  身边的人一听主席这话,赶紧出去找杜修贤。那天也巧,杜修贤正好在大会堂的楼上安排记者拍摄宴会活动。猛不丁听到这个意外通知,他先是一愣,继而感到紧张。低头看看,手里连照相机也没有预备,就这模样怎么为主席照相啊?来叫的人却容不得杜修贤思考,更不要说允许杜修贤犹豫,急得直推他:快快,会见就要开始了快!

  杜修贤顿时觉得背脊冒细汗……这太出乎他的意外了,来得太突然了!

  当时,杜修贤也顾不上想东想西。急中生智,赶紧向别的记者要了一部照相机,急匆匆地往主席会见厅跑去……正好!一进门见主席和外宾握手,杜修贤气喘未平,忙举相机“嘁里喀嚓”对着外宾照了起来。手里一边照着,一边还觉出自己剧烈的心跳呢!

  第一次走进“游泳池”,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宅。杜修贤十分惊讶,毛泽东会客的房间就象一个书库,一个挨一个的大书架和一排连一排的线装书构成了毛泽东名副其实的“书房”,而真正的“游泳池”却已水干池空,变成了一个大棚盖顶的简易大厅,曾经在大江大海里搏击惊涛骇浪的毛泽东也不再下水游泳,此时的毛泽东格外迷恋书海,经常穿着睡衣在书堆里一扎就是一天,孜孜不倦,废寝忘食。有时到会见外宾的时间了,他还在书的海洋里“畅游”,工作人员一再提醒,毛泽东才依依不舍放下手里的书,去里屋换上他常感到不自在的中山服。

  时间几乎没有给杜修贤半点思忖的空隙,甚至没有给他喘气的机会,命运便把杜修贤带到毛泽东身边,成为他的专职摄影记者,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期间正是共和国经历“文革”动乱,又面临领导人步入晚年的严峻的历史关头。杜修贤的照相机伴随着毛泽东的垂暮之年,也伴随着共和国沉重的脚步,度过了70年代难忘的岁月。

  从毛泽东那次突然点名要杜修贤到他身边照相后,他所有的外事会见和参加会议等重大活动都是由杜修贤负责拍摄。照片中,他亲切慈祥的笑容,幽默随和的举止,甚至一个惊奇目光,一处不修边幅的细节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年后的今天仍能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比如1970年8月,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痛斥林彪一伙时的愤慨、忧虑、失望的神情,至今仍令人感到心之沉重和忧思之绵长;也许最后的往往也是最珍贵的,因为时光不可逆性决定了这一点。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瞬间记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画面。毛泽东以慈祥著称,他谢世后的安祥遗容,并没有因为岁月流失而被新人们淡漠,直至今天震撼着每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的心……

  昔日“余片”今天成了“稀有瞬间”

  杜老有个习惯,一般使用过的东西,即使无用了,也不马上丢弃,总是放一放,所以他的家中总是显得异常拥挤,有用的无用的都享受占一席空间的同等待遇。

杜修贤近照

 

休闲中的杜修贤

  这个不能算好的习惯却使得他变废为宝。

  以前所有拍摄的照片由编辑选用发稿、留资后,将多余底片样片作为“废片”退还记者。

  杜修贤将退还的照片顺手塞进办公室的大小纸箱里,但是他塞完这些多余照片也就忘完了,根本想不起他还有好多“余片”遗忘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1986年,年到60的杜修贤,不在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的岗位多待一天,麻利地办理了离休手续,将大小纸箱搬回家,腾出办公室。

  “我们到年龄的老人都占着位置,年轻人从哪上?”

  说着轻松做起沉重。突然失去了工作,那开头一段赋闲的滋味不比失业好多少,整天吸烟下棋看电视,还是觉得万般无聊。一天,他无意在一个破纸箱里找到几卷胶卷,拉开一看,是总理出访的照片!嘿,总理那模样真逗,站在舞台上仰天大笑,这可是总理最快乐时的特有表情啊!

  这个重大发现,激起了往日的记忆,他开始埋头大小纸箱的挖掘,想不到竟然有精彩的照片,令他激动不已,久违的瞬间又将他带进了难忘的红墙岁月。以前被视为不标准的照片,今天都变成了难得的亲切画面: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外宾时,俩人头挨着头对手表,显得那样自然和亲切。

  ——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告别,一个小时后,周恩来推上了手术台,进行第一次手术。因为画面上两个伟人都面色严峻,神情沉重,无法作为新闻片使用,便被冷落一边,封上了岁月的尘埃。可是今天重新审视,竟然如此意味深长,令人心碎……

  杜修贤一边惊讶地发现,一边责备自己的疏忽,竟然将如此精彩的瞬间蹉跎了10多年!

  1986年,杜修贤将手头的照片整理出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十周年时,出版了由叶剑英题写书名《人民的总理》大型摄影画册,以后将随着挖掘成果的不断扩大,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摄影画册与广大读者见面。

  最近,电视台有一句广告词让杜老十分开心:好运伴你度休闲!

  故世的伟人相继走进百年的门槛,先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让老摄影师好一阵忙,选出许多照片供各地纪念活动用。最近迎接周恩来100周年诞辰活动日渐升温,“好运”将老摄影师带进并非休闲的繁忙日子里,他会非常珍重这些伟人的纪念日,在他来说,纪念他曾经亲手拍摄过的伟人百年诞辰,也是他百年不遇的重要大事!

  在这个基础上,出版了《杜修贤作品选》和《红镜头》,尽管他不得不配合出版社四处签名售书,但是每到一个地方,即使下榻在星级宾馆里,他依然一手夹烟,吞云吐雾,大口吸他的廉价烟,一手执遥控器,不断“登登”调台,出神地看他的不分频道不分节目也不分白昼的电视节目。他看电视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竟然能将上午唐朝的事和下午清朝的事混为一个电视剧,而且能有序地统一到一条记忆隧道中,再津津有味地向他人进行解说。

  只有面对照片他会异常地清醒,谁也蒙不了他 。可以想见,一个在领袖身边从事摄影达16年的人,照片早已成为他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拍摄的大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晚年瞬间,好似历史的长镜头,透过这特殊的光影世界,真实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命运,也展现了一代风云人物特定时空中的风貌。有句成语:“弹指千钧”,如果用来形容杜老那时的每个瞬间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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